解放日报|留下历史记忆,再难也要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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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18-10-01 10: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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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的父辈是建党和建军大业的亲历者,于是他们想追寻、了解父辈们的经历,保留那些生动的记忆。  然而,即便作为子女,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们中,有的人只找到父辈的几张照片,有的人只找到一张报纸。但无论资料能留下多少,铭记历史的决心始终不变。  如今,一个世纪过去,即便这群子女大多也已经白发苍苍,而曾经的历史记忆,尤其是当事人丰富而生动的讲述,对下一代、下下一代显得越发重要。  如何让这些鲜活的历史记忆传承下去,让更多人了解?这大概是故事之外,留给我们的思考。历经半个世纪的旧报纸  一切都仿佛电影里的故事。   45年 月 日,浙江上虞危急。邱子华本是政工干部,却主动要求一起随军增援。  部队早晨出发。那天,妻子抱着不满 岁的女儿,站在门口,与丈夫邱子华惜别。  当天晚上,母女俩再也没有等来邱子华回家的身影。他牺牲了。  未满周岁的女儿什么都不懂。看着深夜啼哭的孩子,妻子何等心情,恐怕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。  女儿叫曹肖华, 5岁的一天,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她打开了那个妈妈常常会上锁、那天却忘记锁的抽屉,看到里面有一封已经拆开的信件,是北京邱子明伯伯的来信。  她一直以为身为开国少将的邱伯伯,仅仅是妈妈的战友,所以每次来上海都会看望妈妈和她,对她尤其亲切。直到看完这封信,曹肖华才知道,原来现在的父亲不是生父。她的生父叫邱子华,而邱伯伯则是她的亲伯父。  得知真相的曹肖华跟随伯父回了一趟福建老家。那一次,曹肖华在老家的纪念馆里,第一次见到生父的照片。邱子华头戴一顶红五星军帽,那张年轻英武的脸一直在她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中晃动。  原来,父亲长这个样子。  伯父为她讲述了父亲的过去,那些悲壮而荣耀的记忆。他还给了一张父亲的照片,说是 4 年,在党校学习时,父亲与伯父兄弟重逢,父亲交给伯父这张照片,并自豪地说 “这是我在皖南事变中,带领 名保卫战士,拿着 支叶挺军长发的法国造的驳壳枪突围出来后拍的”。  从此亲人永别。  真正开始寻找父亲的相关资料,是在 00 年以后。  有一天,在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活动中,战争时期曾任浙东纵队机关报《战斗报》总编的丁柯,特地拿出一份铅印《战斗报》递给曹肖华。  曹肖华一看,上面4个整版《追悼邱子华同志特辑》,就是在父亲牺牲后不久所写的,详细讲述了父亲的一生和牺牲的全过程,读来触目惊心。  也是这份报纸,让她决心重新寻访生父的故事。可惜,多处走访后发现,知道父亲生平的人实在很少。  而这份宝贵的《战斗报》,或许是父亲最重要、也是最后的记录了。  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记忆、那些惨烈却无人知晓的故事、那些生离死别和家国之情,随着人的远去,难道只能渐渐消散吗?再也用不上的录音机  刘强从小向往当兵,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。  父亲刘先胜是一位“老革命”,参加过安源路矿大罢工、秋收起义、反围剿战斗和长征,曾经作为粟裕的参谋长,协助指挥了高邮战斗、孟良崮战斗等, 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。  刘强的印象中,父亲是一个很威严的人,从来不讲自己的事。而他从小就在南京军区子弟学校住读,在家时间不长。偶尔父子俩交流,刘强忍不住显摆几句军事见解,父亲顶多夸一句“小子还可以嘛”。再多的交流,就没有了。  后来,刘强果真凭自己的本事去北方当兵。父亲心底里大概是为他骄傲的,但彼时,父亲什么也没表露。  北京有一些父亲当年的老战友,但刘强几乎没怎么见过。父亲从小严令禁止他随意去老战友家,怕他不懂事,打扰人家。唯独一次,母亲有事来北京,顺便拜访了父亲的老领导粟裕将军。  跟随母亲,刘强才第一次见到父亲嘴里的“战神”是什么样 一位面目和蔼的老伯伯,几乎看不出他是“战神”。更多细节,已不复记忆。  由于常年在北方,和在南京的父亲交流少。“父亲的一生,我其实知之甚少,他基本没给我留下什么记录。”刘强说,父亲小时候只上过一年私塾,文化水平不高,没有写东西的习惯,所以家里留下的文字材料少。  许多人都对他说 你父亲的经历,说出来就是一部详细生动的建军史啊。刘强心里一动,打算找父亲口述自己的人生经历,再用录音机录下来。   77年,他特意买了一台录音机,兴致勃勃地想着,等到回家,立即找父亲录音。  但是未料,他再也等不到了。 77年 0月,南京军区给刘强的部队发来急报,父亲刘先胜突发疾病,正在抢救。  那天,正在值班的刘强匆忙赶回南京老家,到家只见满屋子的亲朋好友。父亲走得竟如此突然,连最后一面都不曾得见。而那台买来的录音机,再也用不上了。  粟裕将军曾经对他说 “很多我们当年的回忆,东西都在你爸爸手里。”然而这些东西呢?会不会已经化为历史的尘埃了?  此后,父亲的一生究竟什么样,他无从得知,只能从纪念馆、他人的回忆文章里拼凑只言片语。  浙江有一位整理党史的同志,曾经写过一本新四军人物传,内容相对详细。刘强得知后,立即借来复印了一本。除此之外,他只看过父亲和战友们的几张合照。战争年代的照片模糊不清,“父亲非常低调,拍照时喜欢站在靠边的位置和第二排。”刘强眯着眼,回想照片上的画面。  而补完父亲的一生,补完建党和建军大业中那些微小而生动的历史片段,或许已是他一道毕生的难题。印着八一和五角星的日记本  张如曼至今还能想起自己6岁的那天,大概战友来过家里,父亲陷入回忆,神色激动。她缠着父亲,让他讲讲他们战争年代的故事。  父亲张大鹏是上海南汇人, 3 年参加革命,历任浙东纵队海防大队大队长、华中海防纵队第二大队大队长、海军北海舰队工程部部长、海军北海舰队后勤部副部长等。  从来不提过去的父亲,唯独那天兴致高昂,坐在家里一张简易木头扶手的沙发上,说 “来,坐下,我来讲讲”。几个孩子就拿出小板凳坐下认真听。  “在浙江的时候,我们打过一仗……”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,一个关于70多名战士如何在大鱼山岛和500多名日伪军持续战斗7个多小时的故事。  父亲说,他当时并没有参与战斗,但讲述时,他表情沉痛,带着一丝颤抖 “送他们出发时,已经侦查过,以为岛上只有七八个人,五六条枪,所以让他们先去打个前战,结果去了以后,汉奸向日军告密,部队的消息走漏了……”  一听说新四军来了,敌方派出伪军300多人、日军 00多人、一条军舰、5辆汽艇和 架飞机等,从陆、海、空三面围困70多名战士,意图歼灭。  70多对500多,这场战斗一度震惊中外。  听了这个“海上狼牙山”的故事后,幼小的张如曼深受触动,“父亲他们这一辈原来这样了不起”。  兄弟姐妹4人中,张如曼和父亲的相处时间最多。而她最后悔的是 3年,那天,父亲在医院治病,一直由她陪伴。父亲怕她无聊,开始在病床上讲述自己的人生。他平时不爱说过去的历史,总认为“我的事情可以不讲,以后你们可以从其他人的文章里了解到我”、“有些故事等你们长大以后,会在书上看到的”。  那次他主动讲述,是多么难得。张如曼起初还记了几笔,然而后来跟不上就放弃了。当时,她心存侥幸地想,父亲装了心脏起搏器以后起码还能再活 0年,有的是时间来记。  没想到, 年后的 4年 月,父亲去世。原来那次讲述,是父亲唯一一次对子女的人生自述。“当时我应该立即奔出去买个录音机”,张如曼一直为此后悔。  在父母双双离世后,张如曼兄弟姐妹终于打开了父母常年上锁的办公抽屉。里面有父亲的黑色公文包,还有母亲的绿色笔记本。当中收藏着他们各自写好的人生履历、干部评议。一本醒目的塑料封皮日记本上,还印着“八一”字样和红色五角星,日记本里是一段段用钢笔写成的记录,虽然只是一些大纲,但也足够珍贵。  父母留下这样一叠资料,让许多人羡慕不已。  然而张如曼至今还记得,父亲一直反复强调一句话 历史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,很多人合起来说的,才是完整的历史。留下一个小皮箱  那天阳光正好,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老友们再一次相会在余江如的家。  退休 年的他,依然精神矍铄,忙里忙外。而大家谈论的话题,离不开一件事 你最近片子拍得怎样?  退休前,在上海市文广局工作的余江如已经开始拍摄老兵口述纪录片。直到退休,这件事依然在继续。   003年至今,这个名叫《将士风采》的系列电视片已经拍摄了几百集,有400多位老兵珍贵的历史记忆,被镜头永远记录下来。然而,镜头之外还有更多的老人和故事,就此在光阴中消散,后人再也无从知晓。  余江如记得,有一次去采访拍摄一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,到了她家里,机器架好,拍摄开始,可老人对着镜头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原来,这位老同志患有阿兹海默症,时而清醒,时而糊涂。  这已算幸运,至少留下了影像,更多的情况是 团队已经在路上,结果接到家属电话,老人因身体原因,拍摄临时取消。等第二次再约上门时间,抱歉,再也没有第二次了,老人已经去世。  十几年来,类似遗憾太多。而余江如最大的遗憾,则是自己的父亲在世时,他没有来得及采访。  余江如的父亲是开国少将余光茂,参加过反围剿和长征,曾指挥部队解放了现在上海的南汇、川沙、高桥等地, 55年后,任 0军军长。  “可是在我还没有意识到要记录父辈们的记忆时,他就已经永远离开我了。”余江如感叹。  对父亲最初的记忆是6岁时,那是他第一次回老家与父亲重逢。赣南的乡间小路崎岖不平,一行人中有的骑马,有的走路。当时小小的他坐在扁担的一头,被人一路挑在肩上。这是第一次与老家亲人团聚。  此后,余江如到浙江上军区子弟小学。从同学口中他才意识到,原来父亲是一名了不起的军人。可父亲究竟做了一些什么,身为子女,知道的并不多。  真正了解的那一刻,已是父亲去世后。 年 月,上海天寒地冻,父亲病逝。余江如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,打开了一个小皮箱。  小皮箱不大,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父亲的各种信件、稿件和笔记本。每一类还用小细绳轻轻扎好。信件大概有几本书那样厚,纸张腐烂,发黄发脆,翻阅时需要特别小心翼翼。  那一刻,冬日暖阳照到小皮箱上,也似乎照进了流逝的岁月里。余江如心绪复杂,仿佛光阴一寸一寸,不知不觉从寻常的指缝间溜走,再也不能回头。  他终于触摸到作为父亲一面以外的余光茂,熟悉又陌生。慢慢阅读这些手稿,父亲的一生,通过发黄的纸张和文字,渐渐铺展在眼前。最早的信件从抗美援朝时期开始。而小皮箱里还有一个小铁盒,里面有爷爷奶奶托乡间教书先生代笔写给父亲的家书。  这是他熟悉的父亲,又不只是他的父亲。  可是他还是了解得太少。大家都了解得太少。覆土珍藏的纪念  余江如等人,曾经设想过能不能在一些纪念日,去学校组织一台节目,讲述或表演烽火岁月里的故事。  年轻人会来吗?在这个“小鲜肉”流行的互联网时代,学生们还愿意坐下来认认真真看这些革命老故事吗?  这是所有人的疑问。  但至少,一些历史的记忆,虽然没有写在教科书上,却一直印刻在当地人的心中,从未散去。  多年以后,张如曼踏上了父亲讲述中的那座大鱼山岛。当时,还有渔民住在岛上,他们每到节日,就会来到埋葬烈士的墓碑前虔诚祈祷。生活在那里的人,一代代用自己的方式铭记着烈士们。  而让曹肖华意外的是,生父邱子华的墓碑,历经大半个世纪,一直被当地百姓保护着,至今还完好无损地竖立在那里。  原来,邱子华在战斗中牺牲后,400多名军民共同参加了追悼会,把他的遗体安葬在四明山。墓碑上,何克希司令员撰写了碑文 一个忠诚于革命与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邱子华同志。  留下的党员和民众为了保护坟墓不被敌人破坏,就将墓碑覆土掩埋。直到解放以后,老区人民为了纪念邱子华,又在他的墓地重新将这块墓碑竖立起来。而这些,作为子女的曹肖华并不知情。  直到多年后,曹肖华来到四明山,被带到生父的墓碑前,才得知此事。母亲也特意来信叮嘱说 “关于你父亲的坟墓,一切由当地政府处理……作为一个烈士家属不要提什么要求。在当地牺牲,坟立在当地,这样对下一代更有教育意义”。  岁月如白驹过隙,再后来,四明山的墓地里,又多了一些当年浙东抗日游击队的老同志。似乎不管他们的老家在哪儿,他们都愿意把墓迁到四明山,这是他们与四明山的感情。而当地人,仍然不忘以各种方式纪念着他们。  用一生去寻找、一代代去纪念。这样的民族记忆、口述历史,如何保存延续,如何感动更多人,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,是一个永恒的使命。对话  解放周一 曾经我们并不重视口述史,然而近几年它却越来越受欢迎。您觉得是为什么? 王晓葵(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、民俗学研究所所长) 以前的史学研究,认为历史应该是客观的,口述依靠人的主观记忆,感性多变,并不准确。口述史因此不被重视。  然而最近这十几年,口述历史研究开始受到欢迎。一个客观原因是当事人不断消失,人越来越少,挖掘意识就越来越强。  而另一个原因,来自我们对口述史的重新认识。英国口述史学家保尔·汤普逊写了一本书叫《过去的声音——口述史》,他认为人的主观性其实很有价值。  原本,我们只考察历史上发生了什么,注重事件本身。但是加入主观性后,我们还会问,他们为什么这样理解这件事,为什么发生这样的行动。人的主观认知,也是推动事情的重要构成。  解放周一 也就是说,老兵的回忆过去可能被作为二等史料、有误差的佐证。但现在倒过来,我们开始肯定口述记忆,因为它的背后,不仅是故事,更是当事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呈现。  王晓葵 人类学常说,我们不是活在事实的世界,而是活在意义的世界。有学者认为人生有三种 作为生活的人生、作为经验的人生和作为叙事的人生。  马尔克斯在文学名着《百年孤独》中也写道 所谓人生,是对发生一切的回忆,以及唤起这些回忆的过程。  从这个角度看待口述史,它就有了新的价值。  解放周一 但遗憾的是,口述史虽然丰富动人,但它往往碎片化,难以沉淀后凝聚成共同的文化记忆。这是口述史本身的原因,还是我们做得不够好?  王晓葵 德国学者扬·阿斯曼把记忆分为两种 文化记忆和交际记忆。口述属于交际记忆,通过口耳相传,或网络流传,这种交际记忆最多只有几十年,只在某一个圈子里的人群中流传。特性就是碎片化,感性的,个体的,随时可能消散。  但交际记忆中,仍然会有某些要素被提炼出来,最终转化成文化记忆。  比如说有位教授得奖,只是交际记忆,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人遗忘。但如果我们在他工作的地方设立纪念馆,百年以后,后人通过不断来此纪念,还会记得他得奖。这就变成了整个社会的文化记忆。  解放周一 换言之,纪念碑、纪念馆这种实物,对记忆的代代传承特别重要?  王晓葵 这就是仪式的作用。社会通过组织结构、制度性安排,每年的某一天,去特定场所纪念,就会变成社会共同的文化记忆。否则,口述只能是碎片化的口述,随着人群的消失,共享的记忆也会消失。  解放周一 口述一个重要的优势在于,它往往充满感染力,能够轻易打动读者。有没有可能更好地发挥这种优势呢?  王晓葵 口述,伴随着人的感情、思想、意义、印象,和一般的历史材料不一样,你会为之感动,与之共鸣。比如,读林觉民写给妻子的信,会感到这是一个和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,字里行间对家人的爱,会让你有共鸣。而一旦剥离这些情感,变成文化记忆中的事实描述,感受就没有那么强烈。可以说,两者各有功能和特性。  如果某些口述记忆,我们希望代代铭记,那么组织化的平台和纪念仪式必不可少。我们需要不断地去提醒,不停地去建构,让后人懂得 先人们的死,与今天的生,其实息息相关。唯如此,它方能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记忆。阅读原文记者|龚丹韵 德吉杨宗来源|解放日报编辑|吴潇岚